《表3 全国影片声别统计（1937年6月—1940年6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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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话语与商业运作:抗战时期国防电影在南洋的传播研究(1937—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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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央政治的周旋中，粤语片开始有意识地向国家意识形态靠拢，拍摄了《生命线》等宣扬爱国意识的影片，力证改革粤语片的决心。1937年3月《艺林》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我们的态度》的文章，文章认为“方言事小，救亡事大”，应优先考虑国家存亡，使用方言广泛团结多方民众的力量以谋求对外民族统一的主张，表明了粤语片今后的制作方向，国防电影成为抗战初期粤语片主要的制作类型。抗日战争的爆发让粤语片与中央政权实现了短暂的和解，禁映粤语片也不了了之，同时因为战时上海大多的民营电影公司在战火中被毁，香港成为战时中国电影的制作中心，粤语片也承担起了重要的责任，战时粤语片的产量多于国语片（表3）。在国防电影的制作上更是如此，官营电影机构在艰难的环境中产出甚少，由此粤语片也担负起了抗战宣传的作用，“国语片因为种种关系，在文化动员中，已经失掉了本身的作用。……因此，今后参与文化运动的电影，不能不归到粤语片身上”[24]。在时代的号召下，粤语片加入国防片制作，为国防电影在南洋宣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战前国语片与粤语片之争在这一特殊环境下统一于政治号召。不过，相较于“中电”和“中制”出品的影片以描写正面战争为主，粤语国防片所关注的题材更加多样性，既有直接描写战争的《肉搏》《走私血案》，描写空战的《飞将军》《叱咤风云》，又有鼓励南洋侨胞参加革命的《回祖国去》《温生才刺浮琦》，以及描写记者权威，揭发汉奸行为的《无冠皇帝》，鼓励国人捐建婴儿收容所的《民族之光》，提倡购买救国公债的《香江花月夜》等，这些影片让人们关注到了战争时期的其他社会力量，鼓励大众从各方面为抗战救国做贡献，丰富了国防电影的创作材料与宣传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