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尺寸变形分析：李问渔生平事迹及其著作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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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问渔生平事迹及其著作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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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梳理可知，李问渔生平著译作品暂时共计78种，请详见表6（1）。其中，大部分作品为其译著，正如顾有信所说李问渔出版的专著“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最初为法语或者拉丁语著作的翻译或概述，涉及主题广泛，从天主教教义和礼仪到历史、科学、哲学和逻辑”。（2）在其著作涉及主题中，大约2/3的著作直接涉及天主教的教义、教理、礼仪，历史和圣人传记等。其余著作，多数亦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的对话中，或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宣扬天主教。这与李问渔自身身份和使命有关之外，还与当时耶稣会在中国的出版计划和当时中国历史环境相关。顾有信探讨了1874～1917年土山湾印书馆的出版情况，他认为根据出版社的分类，关于出版的宗教类和非宗教类的中文材料的数目比例大概为2.5∶1。李问渔的出版物中，宗教类和非宗教类的著作数目比例与此出版比例相符。（3）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例分配呢?众所周知，耶稣会有严格的出版审核制度，从李问渔的每本著作均有“江南主教准”等字样便可证明。耶稣会在1773年解散后，在1814年重新建立。重新成立的耶稣会想继续先辈的海外传教事业，他们计划“重振明清耶稣会把科学著作和知识传教相结合的传教策略”，通过这种将科学和传教相结合的策略，“使他们自身的工作与先辈的工作建立连续性”。（4）但是当新耶稣会进入中国后，他们面临各种新的传教问题。首先，礼仪之争后，康熙禁教，传教事业逐渐转到地下，中国天主教在缺少传教士监管和引导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教徒代代相传，继续他们的信仰，但是“为了生存，他们不可避免与当地文化相妥协，并改变许多实践活动。这在传教士的视野中，尽管是虔诚的，但却是异端”。（1）其次，随着基督新教的传入，新教传教士成为天主教传教士主要的竞争对手。“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基督新教已经取代明清耶稣会，成为新的文化媒介。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把最新的西学翻译为中文。”（2）最后，晚清耶稣会可能认为“在明清耶稣会士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已经过时。自从18世纪以来，欧洲的科技进步已经改变旧的系统，以至于新的学科已经产生并被外部世界以全新的方式所理解”。（3）鉴于这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晚清耶稣会传教士“认为将欧洲基督教实践强加给中国人比通过给他们展示科学知识和中国文化赢得支持更重要”。（4）因此，为了加强自身与明清耶稣会以及中国文化的联系，同时区分自身与基督新教，以及其他传教团体，晚清耶稣会在重新出版的明清耶稣会传教士的书籍中，大多是关于宗教信仰、虔诚等主题的书籍，“至于为耶稣会赢得声誉的科技著作，远远超出了耶稣会的领域，新耶稣会没有考虑他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