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外生、内生与新内生发展的概念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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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内生发展研究的理论转向、命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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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内生发展将“地方—超地方”的框架带入到农村发展研究中。相比而言,新内生发展不仅承认地方在农村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尊重地方所特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也将超地方因素视为农村发展可资利用的要素,认为农村的发展困境能够在整体视角中通过多元行动得到改善。正如Ray所认为的,新内生发展的实践需要整合地方行动者、国家力量以及社会中坚力量(如非政府组织等)的共同作用力[14]。外生、内生以及新内生这三者之间的概念区别可参见表1(1),这里不再赘述。将地方—超地方框架纳入农村内生发展,在概念上涵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地方因素确立以文化为基础的地方主体性,这是内生发展的理论内核。内生发展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发展[17],文化为地方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行动依据和发展逻辑,具体表现为地方个人、组织依据其文化与价值系统制定发展目标,控制发展过程并评估发展结果。目前农村发展深陷狭隘的经济增长中心论的桎梏,内生发展以文化为行动依据对此进行一种反思性突破。地方主体性构成内生发展的核心动力,为农村确立城市增长极模式以外的发展可能。二是超地方因素廓清内生发展行动范围。超地方因素与地方因素在权力关系上处于平等地位,但在功能上超地方因素对地方因素有促进与扩展作用。在工业—城市话语的压制下,地方因素在农村发展中长期处于“局外人”角色,农村内生发展需要借助超地方因素将地方因素激活。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固守地方具有天然的缺陷,超地方因素将地方因素嵌入到系统发展行为中,将地方因素扩展为不可或缺的整体发展的组成部分。三是地方与超地方因素以一定的机制进行联结。在发展干预模式中联结方式为社会—公平机制,具体的联结实体有政府组织;在资本介入模式中联结方式为市场—效率机制,具体的联结实体为企业;在内生发展模式中联结方式为地方—共生机制,具体的联结实体为地方行动者,这其中包括社区居民、企业、社会团体等力量,地方行动者以社会资本为粘合剂将超地方因素整合进地方发展行为中,并与超地方因素形成共生关系。四是地方与超地方因素的特定组合将会形成多样的农村内生发展形式。因此,内生发展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扎根于本土的过程,以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宗旨;途径为基于当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发掘内部潜力,利用外部经济、技术、智力资源提升内生发展力;重点在于对当地收入、资本积累、创业精神、能力建设、社会活动参与、制度与文化涉入、灵活的生产组织以及发掘地理优势的投入[18]。简言之,农村内生发展基于地方主体性,联结地方与超地方中的发展要素,推动农村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以最终促进农村居民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