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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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 基于介入方式与信息消费的类型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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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本文将各变量的项目反应得分标准化，取值范围在0-1区间内，并分别计算各年度均值，结果汇总于表3。由表3可知，中国城市居民近年来的政治参与情况得分普遍较低，2015年常规性政治参与得分刚刚超过0.1，2018年的常规性政治参与得分不到0.2。非常规性政治参与得分普遍低于常规性政治参与得分，此差值在2015年为0.0556，在2018年为0.095。较为巧合的是，非常规性政治参与得分在2015和2018年均为常规性政治参与得分的50%左右。从纵向对比来看，常规性政治参与和非常性规政治参与的得分都有所提升，二者在2018年的分值较2015年分别增加67.37%和70.09%。与因变量政治参与行为得分相同，4个互联网使用行为的自变量得分也呈现出增加趋势，其中以公民赋权理论所体现的“集体介入—社会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增幅最为明显，达到9.19%；“集体介入—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增幅较小，为1.29%。在所有4类互联网使用模式中，“个体介入—社会导向”型得分最高，在2015年和2018年数据中均为最高值。相反，“集体介入—娱乐导向”型得分在2015年和2018年数据中均为最低值。公民赋权理论所体现的“集体介入—社会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较“时间替代性假说”所体现的“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得分要低，在2015年和2018年的数据中，前者的分值均比后者少0.2分左右。综合来看，在控制信息消费类型维度后，集体介入型的得分明显低于个体介入型得分，这说明中国城市网民更倾向于自己利用互联网而非通过互联网分享讨论观点，这较为符合常规认知。而在控制介入方式维度后，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得分高于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得分，这表明中国城市网民倾向于利用互联网获取社会政治信息，而非娱乐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