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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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如何缓解乡村居民风险厌恶态度——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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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沿袭相关文献的做法（Hanna and Chen，1997；张光利、刘小元，2018），本文使用是否持有风险资产代表乡村居民的客观风险态度。本文所指的风险资产为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国债、信托产品和外汇产品。本文使用Probit模型分析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与乡村居民客观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表2中（3）列、（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控制传统信息获取渠道变量，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均在1%统计水平上对乡村居民的客观风险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也显著提升了乡村居民的客观风险态度。乡村居民对应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依赖度越高，其客观行为所表现出的风险偏好程度也越强。另外，三种传统信息获取渠道变量均不显著，与前文相比，这体现了主客观风险态度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