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中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及其影响因素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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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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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比重反映养猪场户素质；用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反映养猪场户的兼业程度；用年出栏生猪数量与养猪场户数量之比反映生猪产业平均规模化程度；借鉴已有研究，用各地区乡镇畜牧兽医站的分布密度，即兽医站数量与各省行政区划面积之比反映良种推广、市场管理和疫病防控管理水平[3]；用各地区农业技术相关公有经济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与各省行政区划面积之比反映公共科研机构的支持水平；用各地区饲料总产值与各省行政区划面积之比反映饲料供给水平；用时间阶段虚拟变量反映政府支持政策的供给情况，其中2001～2007年赋值为1，2008～2009年赋值为2，2010～2013年赋值为3。相关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畜牧业年鉴》（《中国畜牧兽医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饲料工业年鉴》。对于一些年份（省份）有个别变量数据缺失的情况，本文采用相邻两个年份均值或者当年全国平均水平替代。同时还注意到，2006～2007年我国爆发了大规模生猪疫病，导致较高数量生猪非正常死亡，直至2008年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并恢复到正常水平[4，5]。因此，为控制疫病发生及其后的恢复性增长过程（通过影响生猪出栏率）对体系发展协同度造成的影响，设置“疫病爆发当期”和“疫病爆发后期”2个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