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萨德勒国外考察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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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勒是“比较教育之母”吗——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较教育学科转型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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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萨德勒开始，比较教育的研究方式经历了从传统的“出国考察”方式到强调“理论思辨”方式的过渡。萨德勒出国考察的经历比较丰富（详见表3），他曾描述自己在国外考察面对“一开始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情况时所实践建立的访谈研究程序：“必须自己通过书籍或思考先把问题都找出来，提出问题寻找线索，比较各种观点并形成假设。然后通过询问不同的人来验证你的假设，并得到验证或修正假设的观点，慢慢地真相变得越来越清晰”。[18]他的描述归纳起来形成了“确定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三个步骤，也基本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他在十一卷特别调查报告（Special Report）中的数据检测所体现的方法论直接影响了霍姆斯，促成霍姆斯在后期发展出比较教育研究的问题法。[19]自此，比较教育研究不再是单纯的去往国外搜集最新的事实资料，而是提前设定好研究主题，还需要对国外教育制度或某些机构出现的背景或原因进行理论分析以更好地理解别国教育，为本国教育改革所用，在考察基础上展现了一定的理论思辨。萨德勒基于国外考察的调查研究和撰写报告经验建立了自己的访谈研究程序。他在《学校道德教学与训练》一书中写道“能否通过系统化的道德教学与训练而完成更好的学校道德教育？法国学校的经验能否表明这是可能的？法国经验是否可以印证日本的经验？宗教制度对学校德育的影响是怎样的？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要在英国和其他提及的国家对此主题进行调查。”[20]这种提前设置好研究主题的思路体现了萨德勒作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他认为“如果我们以一种有共鸣的精神尽力地理解外国教育体系的真实运行，那么我们反过来应当发现我们自己更能够进入到自己的民族—国家教育的精神和传统”。[21]所以，这同时也是萨德勒在单个国别研究方式基础上，将多个国家的对比验证研究方式运用到比较教育研究上的突破。另外，萨德勒考察印度时参与完成的《加尔各答大学委员会报告》容纳了有关学生、教师、课堂、各学科教育、女性教育、考试制度、奖学金、学校基础设施等情况的全面介绍，在描述的基础上，萨德勒还进一步结合印度政治和社会背景进行思辨。比如在介绍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欧洲学校（European schools in Bengal）的教师情况时，萨德勒结合数据和社会背景进而分析出当地独特的教师观：“教师对于男性来讲不算一种职业，收入和期望都过低，以至于年轻男性不愿意成为教师而大多选择其他工作”。[22]他还在印度政治体制下理解教育制度的实施，发现印度政府对孟加拉邦政府启用英国废弃的学徒-教师系统（Apprentice-teacher system）的提案存疑但却无权干涉该邦政府行动。萨德勒在考察的同时不断思考着与教育现象相关的因素及其背后的理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将单纯的考察描述升华到思辨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