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8 各变量对不同阶段的碳生产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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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技术进步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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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20%、10%、5%、1%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8可知，在0.25、0.5、0.75的水平上，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资本闲置率对碳生产率的参数估计结果变动不大，不同的是技术进步对不同阶段的碳生产率均为正向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资本闲置率则均为负向阻碍作用，且碳生产率越高，资本闲置率和城镇化水平对碳生产率的负向作用越大，产业结构和资本闲置率是符合本文预期的，产业结构在3个分位数上均显著为负，因为其是由产业结构扭曲程度表示的，这说明无论国家处于什么阶段，不符合本国国情的产业结构都会对碳生产率起到抑制作用；另外，随着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加，社会闲置的资本越多，投入生产活动的产出就越少，对碳生产率较高的国家资源利用效率影响更大。城镇化率的作用则似乎与直觉相悖，这是因为据现有研究，城镇化水平一般会有两种作用机制:（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各类基础设施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交通、用电和各类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化都会减少碳排放[48-50]；（2）城镇化会导致碳排放的显著增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已得到研究证实[51，52]。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后者的作用机制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即城镇化可能会通过激励更多外来务工者进入城市的“高污染、高耗能”的工业产业，大量增加碳排放，降低碳生产率。人均收入对碳生产率的国家影响显著为正，而对高分位点国家的碳生产率影响更大，这也与预期相符，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阶段越高，生产过程中会更注重环保与节能。人均资本存量对碳生产率较低的国家作用为负，而对中等和较高碳生产率的国家作用为正，对0.5分位数上的国家作用更显著。而外商投资与对外开放度对各阶段碳生产率的影响趋势较为一致，即对处于碳生产率中位数的国家有正向影响，对高分位数层面国家的碳生产率有抑制作用，这与唐杰英对中国的研究结论一致[53]，外商投资存量越大、参与程度越高，在其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时，会增加碳排放从而降低碳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