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模型 (5) 回归结果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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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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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由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1）为0.073 8，且在0.0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或通过除消费、投资、净出口之外其他变量的中介效应总和）是正向的，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在全国样本中，模型（5）的lnindex回归系数c显著为正值（见表3），表明该模型可能遗漏了其他中介变量，也就是说，除消费、投资以及净出口变量外，数字普惠金融还可能通过其他路径影响经济增长。由表5的结果得知，从全国整体上看，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消费和投资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为正值，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激活消费和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而净出口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具体来看，消费中介效应的显著区间（BootLLCI=0.048，BootULCI=0.239 4）不涵盖0（2），其中介效应值为0.137 8；投资中介效应的显著区间（BootLLCI=0.051，BootULCI=0.213）也不涵盖0，其中介效应值为0.105 9，消费和投资显著的总间接效应为0.243 7；净出口中介效应的显著区间（BootLLCI=0.030 1，BootULCI=0.011 1）涵盖0，表明其中介效应统计上并不显著。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消费路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大，但投资路径的中介效应与其大体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