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1912—1916年北京政府内外债收入表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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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用与政策选择：民国历届政府应对财政危机之分析(1912—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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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金鑫等主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130页；隆武华，《北洋政府外债的借新还旧及其经验教训》，《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王宗培，《中国之内国公债》，上海长城书局1933年，第20—26页。

第三，国民政府前期债务以内债和银行借款为主，外债比例非常低。内债款额以1932年为分界线，前期整体比较高。1927年最低也有6140万；1930年最高，达19280万；1932年降至2620万，占年度总收入比重只有3.9%。其后，内债收入又开始缓慢增长，且波动幅度大。1933年为6440万，1934年更增至14050万，1935年降至5960万元，只占年度总收入的5.4%；1936年骤然增至21600万元，占比高达18.1%。银行借款方面，1929年后，除个别年份（1932年外），一般为维持在1000万元以上，最高可达1.28亿元（1936），年均5150万元，可见银行借款对国民政府财政之重要。除少数年份外，外债在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中无足轻重，1928、1929年所借外债只有480万与450万元，1930年没有任何外债。1931、1934年外债款额高，是因为长江大洪水的美麦借款和美国棉麦借款。1936年外债高是因为经过长期近七年的外债整理，迎来举借外债的第一次高潮。总体而言，从1932年后外债有所增加，但始终不及内债与银行借款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