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四级办台”体系建立前后南漳县广电发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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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喇叭、四级办台到县级融媒体中心——中国基层媒体制度建构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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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章波，1988)

类似“变通方法”的普遍存在反映了中央政策和当地实际状况之间，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官方话语与地方性知识、正式权力与权力的文化网络之间的距离、空隙和弹性（周雪光，2017）。这种落差最终引发了一系列文化后果：文化上的放纵主义，内容庸俗、质量低劣的海外录像节目一度大肆泛滥。偷录和滥放导致版权争议，对广告和观众的争夺又导致了非正当竞争和节目纠纷（郭镇之，1990）。这一情况在南漳县表现得也非常典型：首先，大干快上的动员式建设在迅速改变县乡广播电视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隐患。迫于上级行政压力，在工程建设中，土建工程和设备都比较简陋，短期行为特征明显，全县38个差转站，90%的设备是中低档，37个站没有备用机，坏后就得停播，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从全国数据看广播电视经费支出增长了72.7%，远远低于翻数番的机构数量。第二，不断扩充的机构人员人事制度和待遇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由于全国没有统一的机构编制，因此人员数量弹性较大，商品粮户口和工资得不到解决。这一点从全国层面的统计数据亦可以体现：全国职工人数在1984到1987年间只增长了16.9%（见表3）。第三，重复建设问题明显，市县之间调频广播、电视互相干扰的情况较常发生。例如，南漳县1981年在县城附近的玉溪山用50瓦米波12频道差转湖北省电视台节目，而互距50公里的宜城县此后却购置一台300瓦米博12频道转发卫星节目，干扰南漳县的电视，引发了两县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