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五国传媒的增长弹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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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喇叭、四级办台到县级融媒体中心——中国基层媒体制度建构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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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及说明：根据2001和2002年《世界银行发展指标》及数据光盘相关数据计算。增长弹性的计算方法为：千人拥有传媒数量变化率÷人均GDP变化率。转引自胡鞍钢，张晓群，2004)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形成合力，使得中国全国电视普及率从1982年的57.3%提高到1987年的87.6%（章波，1988）。随着电视机数量的迅速增加，电视信号中转台的数量也从1983年的385座急速增加至1986年的1.5177万座，多数都依靠地方财政的投资。从1984年到1990年，电视地面频道的数量从93座激增至509座。到1990年，全国有超过1000家有线电视台，而这个数字三年后就翻了一番。到1995年底，地面广播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的电视频道的数量已经超过2740家（Keane，1998）。有学者尝试通过对广播和电视机等大众传媒的普及率进行国际比较，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影响传媒普及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媒普及率的追赶及其动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980年代的电视和1990年代的互联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历的两次全国范围内媒介“扩散”的暴涨期（见表1）。从增长弹性的比较来看，1980到1990年的十年间，代表中国电视机普及速率的指标“增长弹性”位列中、俄、日、美、印同期指标之首。同样的现象再次发生是在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间，中国互联网普及速率同样远远超过上述其他四国，成为全球第一（胡鞍钢，张晓群，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