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家庭单位角度下贵州部分乡镇所辖行政村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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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人口结构障碍与理性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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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3进行分析、统计，我们可以发现抽查对象的家庭平均户数在293到884中间。然而，还需注意的是，这些地方的行政村并非一个统一的居住单元，而由比其更小的“寨”所组成。如此一来，贵州农村人口分布的零星化程度可想而知。接下来的问题是，此现象会给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何种负面影响？对此，笔者以为其最大的冲击力集中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供给层面。众所周知，公共基础设施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究竟是繁荣还是衰败，人们首先会通过眼睛、耳朵、鼻子等直观生理感觉系统，查验其用于满足社会成员需求、改善社会成员生活及工作质量的大众性基础设施的运行状况。假若这些设施便捷、全面、先进，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该地区昌隆兴盛，反之则落后衰败。作为此种理论逻辑的现实运用，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贵州省也将提高、改善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及服务的“量”与“质”作为了重要内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性投资都会成为国家的负担。比如，城市的电力设施建设，虽然政府必须在项目前期铺垫庞大资金，但建成以后，凭借规模效应及向享受者长时间的反复收取费用，其很有可能获得理想化收入，至少不会出现亏损。贵州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则与此大相径庭。因为如表3所述，分布零散化是贵州农村典型的人口居住特征。这意味着要使所有村民能够享受便捷的宽带、文化娱乐设施、硬化交通系统、基础教育及安全饮水等服务，地方政府除了亲自投资以外别无他法。显而易见，此举将使地方政府“摊上”巨大而繁重的事务清单。更为严峻的是，或者由于“地广人稀”，或者因具有福利性和非排他性之故，建在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大多不具有“回报功能”。换句话说，在长期的调研、建设、维持与修复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当的角色只是毫无经济利益可言的投入者，这又会使原本就因高附加值产业缺乏而存在的地方财政危机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