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疫情风险感知、疫情知识和疫情行文的分层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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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早期的媒介使用、风险感知与个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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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5，**p<.01，***p<.001。

研究问题4考察人们的媒体活动对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表3的分层回归分析表明，媒介使用类因素仅能解释疫情风险感知10%的变化；但这一影响持续存在且影响模式鲜明，可见，媒体使用和媒体感知对人们的疫情风险评估的影响虽不重要，但是显著。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社会层面的疫情风险感知（M=4.29，SD=.60）显著高于个人层面的疫情风险感知（M=3.90，SD=.77)(t=22.42，p<.001），呼应了先前研究中的积极性偏见。两个层面的疫情风险感知均受教育程度和医学专家可信度的正面影响，受官员可信度的负面影响。亦即，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更相信医学专家的人，倾向于认为个人和社会的疫情风险等级更高；更信任政府官员的人则对个人和社会疫情风险的评估更乐观。二者的不同在于，社会层面疫情风险的感知与大众化媒体（报纸、微信公众号）的使用相关，而个体层面疫情风险的感知则受社交媒体（微博）使用频率的影响。这意味着不同性质的媒介在人们疫情评估方面扮演了不同角色。但这种差异的成因是源自媒体使用还是媒体内容，本文受设计局限，无法解答。居住地严重程度仅影响了个体层面的疫情风险感知，而与其他感知类和行动类因素均无关联。这表明，疫情是一项去地方化的社会事件。尽管所在地的疫情严重程度迥然不同，但具体的、地方性的经验仅影响了人们对个体的疫情风险感知；而其他所有的认知和行动则超越了地域限制。这也从侧面表明了疫情对全社会的无差别辐射、动员和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