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清代福建巡抚任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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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后期福建诉讼处理的困境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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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民国《福建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年；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光绪十六年刊本；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缪荃孙纂录：《碑传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钱实

频繁的“因病求卸”反映了官吏“视治闽为畏途”，结果闽吏调任频繁。如咸丰末年晋江县令称自咸丰三年（1853）动乱以来，晋江县“民情愈坏，则施治愈难；用度日巨，而设筹愈困”，来此地任职的官吏“无不棘然忧心，坎窝莫提，是以视兹缺为畏途，捧委书而胆落”，晋江县也因此“十余年来，先后易七八令，均至一蹶莫振，无不因此受累、因此挂误，卒之无可伸诉，而极济无由”[42]。还比如同安县于咸丰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年、同治五、六、七、八、九年是年易一令[43]。漳州府于咸丰八、十、十一年每年更换一名知府，同治十一年更是一年内更换三名知府[44]；龙溪县于咸丰二、六、七、八、九年及同治二、六、七、八、十、十一、十二年年易一令，咸丰三、十年，同治三年更是一年易两令[45]；顺昌县于咸丰八年一年易三令，咸丰十一年及同治七年、九年、十一年都是一年易两令[46]，等等。“易令频繁”给地方政务处理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嘉庆二年（1797）福建布政使汪志伊即认为知县任期的长短对一地的影响甚大，任期长则有利于知县熟悉民情、推行政务，所以上请“郡守县令当久于其任，以历俸三年始，准调繁，宜其吏习民安，以收绩效”[47]。但在地方财政压力及繁忙的政务生活中，福建省各级官吏还是不断求卸，且求卸心理还颇为急迫。如同治三年（1864）四月同安县代理知县[48]上任后，十二月即求卸，上宪因此调安溪县魏令接任。结果过了好些天，魏令始终未上任，代理县令着急了，称“卑职瓜期可待，聊解愁怀，乃盼望多日，未见履新，就近函催，亦未大幅，深恐挨延，转怅疑虑”。无奈之下，只能再请求上宪帮忙催促。这种旧官想快点离开福建省，新官又延不到任的场景，确实让我们感叹“闽吏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