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民族地区大调查数据（2013—2015年）的语言因素实证结果》

  提示：宽带有限、当前游客访问压缩模式

本系列图表出处文件名：随高清版一同展现

《中国语言扶贫进程70年聚焦：模式、机理、路径及前瞻》

1. 获取 高清版本忘记账户？点击这里登录

1. 下载图表忘记账户？点击这里登录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系数对应的标准差。

语言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微观上能影响劳动力的收入，宏观层面会制约区域经济发展。格林（Grin）在研究经济变量和语言的关系时发现，具有民族特征的语言能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地位，经济优势的来源也包含语言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认为，获得语言能力需要消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语言价值形成的唯一方式。Gao和Smyth在研究了2005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数据之后，证实了普通话熟练程度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收入呈显著的相关性[19]。已有的相关研究显示，民族地区的居民收入有明显差距，缩小民族地区农村人口收入差距的有利因素之一是增加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王国洪基于“民族地区大调查数据（2013—2015年）”的实证分析（如表1所示）也发现，普通话的掌握程度与民族地区农村人口的个人年收入有相关性，普通话的熟练度决定了农村居民的外界沟通能力，是其是否离开农村去城市从事非农职业的显著影响指标；农村居民的普通话水平越高，其从事非农职业的可能性越高，个人收入水平也同时增加。能听懂普通话但不能讲普通话的农村居民群体，其个人收入的差距值要比普通话听说能力兼备的群体低近12%；而既听不懂又不会讲普通话的居民群体，其个人收入差距值则比听说皆会的群体低近30%。因为普通话水平影响农村人口的城镇流动，外出谋业与否直接关系收入水平——收入最低的群体中，非农职业的从业者的个人收入比始终从事农业的居民高77.36%；收入处于中间层和高层的居民，从事非农职业的群体要比务农群体的收入高55.14%至63.27%。可见，外出从事非农职业是农村居民提高收入的重要指标。[20]提升农村人口的普通话水平有助于改善个人收入，这是缩小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发展差距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