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近代早期两种经济增长模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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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工业文化中的“国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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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维南特实际上建构了一个与培根和孟等人不同的增长模型。在培根等人的增长模型中，制造业依靠知识驱动，国家权力为制造业降低外来竞争的冲击，制造业以其出口巩固国家权力。在这一模型中，知识是竞争的关键。而在达维南特的增长模型中，成本是竞争的关键，国家权力对制造业采取放任态度，而制造业依靠本国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降低成本。最终，制造业的出口是为了财富的增长而非国家权势的扩张。两种增长模型的本质区别在于对增长动力的判断不同。尽管达维南特举出了保护政策失败的例子，但正如孟等人指出的那样，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如荷兰也发展出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制造业，这与达维南特模型的预期并不相符。究其原因，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的成本是动态的，而知识是一种可以改变资源成本的变量。从机制上说，权力所起的作用与知识相同，尽管权力更多的只是为知识改变资源成本的过程创造便利条件。然而，知识的生产与应用具有不确定性，不像天然的资源禀赋具有更高的可预判性，这就使得培根式增长模型较之达维南特式增长模型具有更高的实施成本。两者的比较如表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