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黄仕强传》文本传抄系统卷号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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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小说《黄仕强传》新见写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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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样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至少可以减少不同校录者因取用不同的写卷作整理底本时，容易形成定本文字仍然各不相同的负面效果，有利于小说文本的解读（1）。

2016年9月，方广锠教授编著的《滨田德海蒐藏敦煌遗书》（以下简称作“《滨田》”）出版。该书收录影印了日本原大藏省书记官滨田德海蒐集珍藏的敦煌写卷36件，时间跨度由南北朝到唐代，前后约五百年。根据方教授在该书《序言》中的介绍，滨田氏收藏的敦煌遗书大部分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天津等地购得，其中一部分为李盛铎藏品，而且“这批敦煌遗书未见有通卷作伪者”（2），学术价值极高。令人惊喜的是，在这批公布的藏品中，恰有一件编号作伍伦27号1的《黄仕强传》写卷（图1、图2）。我们持之与上揭10件写本比对后，略有所得，同时冀补《敦煌小说合集》之憾。今不揣固陋，试对此新见小说写本略陈管见，并求教于读者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