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7 就业政策认知对心理融合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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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青年跨境就业创业政策的心理融合效应及其认知机制——基于行为公共管理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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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双侧检验。

从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来看（见表7），如模型（2）和模型（3）所示，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即性别、专业、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出生地点）的影响后，就业政策感知以及政策评价（政策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心理融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就业政策感知=0.26，p<0.001；β政策合法性=0.26，p<0.01；β政策有效性=0.43，p<0.001），因此可以根据Baron和Kenny的中介效应检验逐步法[30]，进一步检验中介机制的可能性：首先，如模型（4）和模型（5）所示，检验就业政策感知对政策合法性与政策有效性的作用效应，发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其次，如模型（1）所示，以心理融合为因变量，同时对就业政策感知、政策合法性与政策有效性三个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发现政策合法性和政策有效性对心理融合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政策合法性=0.25p<0.01；β政策有效性=0.40，p<0.001），同时就业政策感知与心理融合之间的回归系数亦有所下降（β就业政策感知=0.07，p>0.05），在统计学上由显著变为不显著，显示政策合法性与有效性在就业政策感知对心理融合的影响作用过程中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