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政府数据开放风险的分类维度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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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数据开放风险识别——基于“过程”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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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不同于其他组织的风险管理话语，政府数据开放作为公共行政行为，其风险有公共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等特有属性。马克思.韦伯（Max.Weber）认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的产物。进一步地，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分裂加剧了现代化风险。科学理性将学科专业分工、怀疑主义和技术决策推到至高无上地位，“基于可能的事故对某些可计量的风险的判断上，不具有技术可管理性的风险被认为，至少在科学的计算和司法的判断中是不存在的。”[27]，“风险界定以数学概率为基准”[28]，忽视人、社会和政治系统的作用。而马克思曾批判“自然科学脱离了社会实践活动的人而抽象地开展自己的各种研究，那么，秉持生活有它的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一理念的宣言根本就是谎言”[29]。随着技术—经济系统的现代化参与政治过程，“不仅造成风险的指数式增长，也让风险起源和风险揭示的地点、条件及媒介全都带上了政治性”[25]。技术进步共识（“技术进步等于社会进步”）失去正当化支柱。这也就是说，风险类型学研究可借助“工具—价值理性”视角。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强弱程度的不同组合构成分析政府数据开放风险的4个分类维度（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