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古籍“开化纸”印本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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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开化纸”印本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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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天监为编订印造乾隆十七年（1752）《时宪书》，领取开化榜纸、竹料呈文纸与抬连纸，符合前引档案所载之制度、惯例。再查史语所藏明清档案另有一奏销折件，系户部汇奏乾隆十六年宫中各衙门领用纸张、颜料等物名目数量，明确载示“开花榜纸八千一百五十四张”，且较上年少领1303张（2），又与前引档案记载使用开化榜纸的数量完全一致。显然，至少在宗人府、吏部等48处，唯独钦天监特许准用开化纸印制《时宪书》，时而记作“开化榜纸”或“开花榜纸”。由此可知，至少在乾隆年间，钦天监刷印《时宪书》所用“呈文纸”乃“竹料呈文纸”，而“开化纸”即“开化（花）榜纸”的省称。“榜纸”品目纷繁、应用广泛，仅乾隆十六年三月宫内各处所用，就有榜纸、红脆榜纸、黄脆榜纸、白脆榜纸、开化榜纸、五折黄榜纸、金线榜纸、黄榜纸、红榜纸、夹榜纸等10种（3）。这样看来，至少在清代内府经办人员以及抄造制作工匠的观念图谱中，“开化纸”乃属榜纸一系的独立品种，是钦天监每年印造大开本《时宪书》进呈御览、供奉大内并分颁王公的专用纸张，稀罕、独特且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