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国外学者在预期治理方面取得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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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的预期治理：内涵、意义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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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纳米技术、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通信技术等在内的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它们一方面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极大潜力，但同时也表现出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比如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全民辩论、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引发了人们对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的担忧、2018年年末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了伦理大探讨等。由于实践的需要，技术风险问题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Guston等[1]在从事纳米技术的社会研究时率先提出了一套新的技术风险治理模式——预期治理（anticipatory governance）。他们不仅提出了“预期治理”的概念，而且阐述了预期治理所包含的社会能力——预见（foresight）、参与（engagement）和整合（integration），期望通过构建这3种社会能力走出技术预测不确定性的困境，解决公众参与的民主性问题，以及创建协调整合利益主体的合理机制[2]984-989。其后，基于治理实践的案例分析，学者们将预期治理与其他新兴技术结合起来拓展运用到气候变化、合成生物学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了预期治理的理论架构[3-5]。近年来，预期治理研究受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者的重视。表1简要总结了近10年来国外在预期治理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