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不同风险倾向子样本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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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投资反应——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探索性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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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和b分别表示风险厌恶和风险偏好子样本；样本数分别为108和116；*、**和***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区分风险厌恶和风险偏好子样本的探索性实证结果报告在表2中。由列（1）和列（4）可发现，风险厌恶型管理者经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认知强度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别，但风险偏好型管理者则使得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有更强的正向激励改善对环境变化的认知。列（2）和列（5）则与上述情形相反，风险厌恶型管理者感知的国有企业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显著强于非国有企业，而风险偏好型管理者对两种产权性质企业的感知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风险厌恶型管理者倾向于采取比较保守的认知策略并倾向于放大所能感知到的环境变化的影响以更谨慎地规避风险；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认知和影响上的显著差异可能体现了国有企业兼而受到所有者释放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环境变化两方面信息的促动，风险厌恶型管理者的保守策略倾向于抵消上述两方面信息的激励，直至其认知强度无差异于非国有企业。但风险偏好型管理者则会充分接受所有者和环境变化的两方面信息，采取更为激进的认知策略。进一步比较列（3）和列（6），可发现风险厌恶型管理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不受企业性质的显著影响，意味着管理者的保守风险倾向作用于企业决策，会抵消软预算约束关联的国有企业激进投资意愿；而风险偏好型管理者加诸于国有企业已有的激进投资意愿，形成了同向叠加效应，使得列（6）中国有企业的投资意愿显著强于非国有企业。以上估计结果表明，管理者异质性明显地作用于企业特征变量，需在后文的全样本估计中纳入这一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