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边缘与中心种群遗传多样性比较及可能的生态或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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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边缘种群遗传多样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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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边缘种群遗传多样性方面的一些研究也支持中心-边缘模型。表3简要列出了一些例子，例如，陈涛等（2012）对9个野生中国樱桃（Cerasus pseudocerasus）种群的研究，郝蕾等（2017）对于北沙柳（Salix psammophila）种群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吴小培等（2016）对花苜蓿（Medicago ruthenica）和青海苜蓿（M.archiducis-nicolai）遗传结构及多样性的研究，Feng等（2006）对红松（Pinus koraiensis）种群的研究，均显示出边缘种群遗传多样性低于中心种群，认为是边缘种群受到奠基者效应或瓶颈效应影响的结果；Wei等（2016）认为冰期后扩张和不对称的基因流导致领春木（Euptelea pleiospermum）边缘种群遗传多样性低于中心种群。而刘军等（2013）用SSR标记研究毛红椿（Toona ciliata var.pubescens）边缘与中心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显示边缘种群遗传多样性高于中心种群，不支持中心-边缘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