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家庭因素对政策态度影响的二分类Logistic稳健回归(发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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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职业女性的延迟退休政策态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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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5,p**<0.01,P***<0.001。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结果没有列出。

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在没有纳入性别和家庭特征交互变量组以及年龄、职业、健康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城镇职业女性支持延迟退休政策的发生比是男性的0.83倍(模型1),即女性更不支持延迟退休政策,并且统计性显著。但在逐次纳入性别和家庭特征交互变量组以及控制变量后,性别的主效应已经变得不再统计性显著(模型2和模型3),而性别分别与婚姻、家庭人口数的交互效应在模型2和模型3中均取得统计显著结果。这说明城镇职业女性与男性在延迟退休政策态度方面的差异主要是家庭因素对两性的影响差异导致的结果,即性别与家庭因素之间存在显著交互效应,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等家庭特征对女性关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