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2 0 0 0～2 014年长江经济带及上、中、下游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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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异质效应——基于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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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基于规模收益可变（VRS）的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网络SBM-DEA模型和Maxdea Pro 6.19软件对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将长江经济带区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绿色创新效率结果如表1所示。研究发现，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平均值为0.435，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并且不同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有较大的空间差异性。下游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较高，平均值为0.615，其中:上海的绿色创新效率最高，达0.926，接近绿色创新效率的前沿，这与上海地区拥有发达的绿色创新科技相关；其次是江苏和浙江，绿色创新效率均在0.5以上；下游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值最低的省份是安徽，绿色创新效率值仅为0.324。中游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平均值为0.322，是三个区域中最低的，其中绿色创新效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湖北、湖南和江西，这与三个地区的绿色技术开发及科技转化水平高低也是一致的。上游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均值为0.339，整体来看似乎比中游地区高，但这主要与重庆的绿色创新效率值较高有关，若除去重庆，其他三个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值均在0.3以下，明显低于中游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值最低的地区是贵州，绿色创新效率值仅为0.129。综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经济发达程度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生产管理水平较高，技术创新的“硬件”和“软件”明显优于上、中游地区，技术创新研发和转化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较高。而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承接了大量“高能耗、高污染”工业企业的转移任务，其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技术创新的资源与环境效应造成了负面影响，不利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