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非农化的效率 资源配置、治理结构与制度环境》高清PDF

农地非农化，即土地从农业用途向非农建设用途的转变，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城市化进展起到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作为一种自然资源的利用，低效率的农地非农化，可能造成经济的低效增长、粮食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退化、农民稳定问题等。而这些负面效应，对于人口众多和资源禀赋相对较低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研究中国的农地非农化的效率，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如何解决长期困扰传统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根本问题——资源利用的外部性。传统的资源环境经济学，把用于分析市场经济行为的经济学拓展到自然资源利用上，其中，受庇古的福利经济学（Pigou, 1932）的影响很大。这些理论认为，资源除了市场价值外还具有一些无法衡量的但实际中有效用的价值（即非市场价值），比如，资源的生态功能。因此，传统资源环境经济学认为，现实的资源利用经常忽视资源的非市场价值，导致理论上的边际成本出现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分歧，因此需要政府通过配额、税费、补贴等方式进行调节，实现资源利用的效率。 然而，现实中大量的诸如“森林砍伐”、“渔业捕捞”、“草场放牧”等资源利用行为，没有任何活动是通过计算理论上那个“最优砍伐量”、“最大捕捞量”、“最佳放牧量”等指标来设定配额或者通过税费和补贴的方式来实现效率的。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理论和现实出现了“分歧”？传统理论对效率的定义是否符合实际的需求？当认识到市场本身运转也需要成本（即交易费用），而这些费用又包括很多不能准确测算的事后成本，经济学开始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即任何尝试计算资源利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进而也导致了“效率”的定义失去了意义。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从另外的角度审视了效率的概念。不去计算无法准确把握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主张通过现实中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设计来尽量减少资源利用过程中消耗性的交易费用，则在总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资源的利用效益必然是最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传统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追求“效率”的目的。当然，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实现“效率”的途径，而这种途径更接近现实。 新制度经济学要求要分辨清楚现实中能够把握的交易费用和无法把握的交易费用。能够把握的费用虽然也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但不是我们重点考虑的，因为既然可以把握，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为我们解决了这种交易费用的问题（顶多是在已有的成本中增加这部分交易费用）。我们更注重的是如何减少哪些无法把握的交易费用，也就是通过事前的安排来减少事后可能的交易费用。事前的安排就是“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的设计”。当然，事前的安排也需要成本，因此我们就需要在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之间做一个权衡。此时，虽然交易费用还是无法准确衡量，但如果能够实现交易费用的比较的话，那么目的也就达到了——选择能够更小化交易费用的制度和治理结构。 理解了上述新制度经济学的思路，资源环境经济学就应该需要拓展了。应该把传统的资源经济学从追求边际最优的视角拓展到对资源治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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