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1 提振我国实体经济的短(长)期方案》

  提示：宽带有限、当前游客访问压缩模式

本系列图表出处文件名：随高清版一同展现

《金融开放如何提振实体经济——基于内部要素传导与外部环境约束的动态匹配视角》

1. 获取 高清版本忘记账户？点击这里登录

1. 下载图表忘记账户？点击这里登录

注:“效果”中包括:（1）金融开放通过6个决定因素对实体经济提振产生促进作用的程度；（2）不同开放条件下，金融开放对实体经济增长和经济金融危机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的级别。

采用改进的KLR分析法（徐道宣和石璋铭，2007）[23]，评估我国开放条件成熟等级的结果见表10。2016年各条件成熟度得分情况不乐观，与2010年和2013年相比，下降了4分，是由于金融发展度、货币政策效果、宏观审慎监管位于分值较低的初始级、发展级和可用级。究其原因:一是对于金融发展度而言，2016年非金融类部门信贷占比高达156.71%，远高于同期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水平和Cecchetti等（2011）提出的门槛值90%，[24]Kaaresvirta（2016）提到IMF和一些研究机构都为我国非金融类企业所累积的系统性风险表示担忧；[25]二是2007年以来，“过剩经济”使得表征货币政策效果的通货膨胀率逐步走低，但不必担心低通胀危机，因为互联网经济正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理论，也许我国正经历“快增长与慢通胀”的时代（高敏，2018）；[26]三是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标准远比奥地利、芬兰、爱尔兰等发达国家严格，随着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短期波动加剧、周期缩短，况且我国正处于汇率与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等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对高风险机构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对于维护我国金融稳定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