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金融开放下实体经济的受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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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开放如何提振实体经济——基于内部要素传导与外部环境约束的动态匹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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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模型（1）为实体经济增长模型，模型（2）为实体经济危机模型；（）内数值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0%、5%和1%显著性水平；Davidson-Mac Kinnon为内生性检验（H0=全部变量外生）；Sargan-Hansen检验H0=识别条件有效；AR（2）为序列相关性检验（H0=差分扰动项无序列相关性）。

表3为考虑了变量内生性问题后，金融开放对实体经济增长和实体经济危机的作用。其一，最后三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金融开放一阶滞后项和邻国金融开放度两个工具变量的设定合理，系统GMM引入水平方程中的干扰项无序列相关性，说明模型（1）-（2）设定准确、回归结果有效；其二，在模型（1）中，金融开放系数显著为正（系数值0.437，1%显著性水平），印证了金融开放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促进论”，受教育水平、人口变化和平均投资率对实体经济增长也具有正向影响，且均在90%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意味着3个控制变量选择是合理的，以上结果与邢军伟（2016）[17]的研究类似；其三，在模型（2）中，金融开放对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均有正向作用，实体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金融开放的阻碍论在此得到了验证，但乐观的是，从统计意义上说，金融开放系数值都比较小（分别为0.015和0.029）且不显著（p值分别为0.567和0.532），表明了这种趋势的不确定性，从经济意义上讲，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已认识到平衡开放与风险关系的重要性，只有在金融监管到位的情况下，金融业开放才能起到促发展的积极作用，暗示出金融开放的危机效应不具有长期性，外债规模、广义货币增长和信用水平变量在模型（2a）-（2b）中系数变化基本一致（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强化了危机效应；其四，各变量短期、长期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系数值有明显差异，以金融开放为例，长期内开放度每增加1单位，经济增长率、危机压力指数将变化0.632、0.017和0.036个单位，相对于短期效应，（7）这是较大的变化量，证明了金融业开放是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且不容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