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我国量子通信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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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量子通信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及实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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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量子通信领域的产业化具有两点特殊性:一是这个领域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化程度对于国防安全至关重要；二是这个领域产业化的可行性和路径选择至今在学术界仍未达成共识。基于上述两点原因，世界各国在量子通信产业化问题上大多显得摇摆不定，目前我国、美国和欧盟相对领先。从政府角度看，美国20世纪末就将量子通信列入国家战略和国防安全的研发计划，同时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将量子信息作为三个重点研究方向之一[5]。2018年6月，美国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国家量子计划法案”，提出实施十年国家量子行动计划，其重点之一就是将联邦政府的相关研究商业化。欧盟从20世纪90年代的第五研发框架计划开始，就持续对泛欧洲乃至全球的量子通信研究给予重点支持。紧接着，欧盟发布了《欧洲研究与发展框架规划》，专门提出了用于发展量子信息技术的“欧洲量子科学技术计划”及“欧洲量子信息处理与通信计划”。从2007年至今，欧盟实现了量子漫步、太空和地球之间的信息传输，为卫星之间以及卫星与地面空间站之间进行量子通信提供可能性。我国最早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将量子调控列入科学计划中，后续相关政策见表1。从市场角度看，美国和欧盟主要是企业行为，代表性企业有美国的BNN（1）、MAGIQ TECH（2）和瑞士的IDQ（3）等。而我国更多是政府主导，企业参与，例如“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