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传统知识研究领域知识演进的关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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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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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中心性是测度节点在图谱中重要性的一个重要指标。CiteSpace使用此指标来发现和衡量文献的重要性，并用紫色圈的大小来显示文献的中介中心性，紫色圈的内部圈层为文献被引用的历史，其中起关键作用的15个节点构成了传统知识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知识基础（表5）。在共被引文献共现图谱中（图4），共被引频率最高的文献是Berkes等（2000）的“重新认识作为适应性管理的传统知识”，他指出生态系统管理的地方或传统做法多种多样，其中包括物种管理、资源轮替、演替管理、景观斑块管理等，因此可以利用当地的生态知识来解释和响应来自环境的反馈，引导资源管理的方向。后来他指出，和适应性管理一致，传统生态知识强调反馈学习，并考虑生态系统固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Drew（2005）将传统生态知识的概念拆分成民间系统、种群水平的知识以及生态关系三个方面，作者把传统生态知识的内涵纳入到保护生物学的范畴中来，最后结合生态知识的内涵，提出通过增加地方特定知识（包括在这些地方发生的环境联系）来加强研究设计的几种方法。对于如何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Berkes（2004）讨论了“基于社区保护的再思考”（Rethinking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他指出在生态学和应用生态学范式转变的背景下，要进行系统观转变、将人类纳入生态系统转变、向参与式的生态系统管理转变等三个方面的观念转变，在这种系统观中，人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于社区保护的可行性，Berkes（2004）认为许多新兴的跨学科领域一直在追求人类和自然耦合系统的各个方面，传统生态知识等为基于社区的保护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以上为中心性最大的3篇文献，它们从不同方面解释了传统知识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