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缴获统计表 (1946年7月-195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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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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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著述篇幅的加大、经济史著作的出现、研究方法的增多，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解释自然会愈来愈全面、愈来愈接近历史的真实。但也应看到，这个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矛盾现象。比如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周恩来与张闻天就分别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原因在于评价的依据不同。周恩来依据的是1958年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前5年的水平，分别达到45%和17%，尤其在人民公社化胜利了的1958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25%。而张闻天的依据除全民炼钢赔了50亿元和贸易逆差7亿元的具体数字外，更多的是“比例失调”“生产无人负责”“市场供应紧张”“货币不能回笼”等现象的描述。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肯定性评价并不符合事实，这是因为尽管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但当运用的数字要么虚假要么出于计划的时候，仅靠数据说话就很难得出正确的判断。张闻天的否定性评价之所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就在于它没完全依靠数据，而更多的是通过现象看本质。这也启示我们，历史经济解释离不开数据，但也不能完全依靠数据，有时候现象可能更能反映真实，因为现象更难造假。再比如，对中国产业工人人数不多但却“集中”的解释，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和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编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都转引了农商部对13省500人以上工厂的统计，但却出现了“156家”“144家”和“181家”三个不同的数据，至今也不知道哪个是准的。当然就个案而言，这个问题可能微不足道，更何况教科书中的数据不加注释似乎已成惯例。但就整体而言，这种引用上的不规范甚至矛盾现象无疑会影响中共党史经济解释的学术水准，因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