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社会企业政策工具选择Tab.1 Policy tool for social enterpris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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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法律形式、政策工具与社会企业发展——基于全球28个国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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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赋值的主观性，在广泛征询社会企业领域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对上述因素进行赋值。具体说明如下。（1）政策环境方面，由于当前制定社会企业政策的28个国家中有19个属于欧盟，而这些国家社会企业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欧盟社会企业运动的影响。因此，结合实际情况，遵循简化分析的原则，本文用0表示一国制定社会企业政策主要受外部环境影响（来自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的支持），1表示一国制定社会企业政策主要受内部环境的影响（政党竞争、经济衰退、社会文化建构等）。（2）法律形式方面，采用欧洲法律协会的分类依据，0表示既有的法律形式，0.5表示社会企业的法律形式，1表示社会企业的法律身份。由于政策工具在诸多政策变量中尤为重要，且涉及数量和种类较多。（3）借鉴ROTHWELL和ZEGVELD[33]的政策工具分类框架，将政策工具进一步简化为供给型工具、需求型工具和环境型工具3个政策变量。虽然这一分类框架源于科技产业政策，与社会企业并不直接相关，但相比其他的政策工具分类而言，它不仅使政策工具更为具体和明确，而且强调政府在支持社会企业发展中的环境营造者角色而非管制者角色，这也符合绝大多数国家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现实[34]。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指政策对社会企业的影响力，具体而言是指政府通过战略规划、立法支持、税收优惠以及社会投资等方式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间接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供给型政策工具表现为政府对社会企业发展的推动力，是政府通过财政支持、能力建设、宣传推广等工具，从多个方面直接助推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表现为政府对社会企业发展的拉力，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认证体制、网络支持等方式降低社会企业发展的市场障碍，减少外部因素对社会企业的影响，从而拉动社会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由于子政策工具中不包含程度的含义，本文按照政策工具涵盖的种类数目分别赋值为0（0项）、0.33（只有1项）、0.67（只有2项）、1（3项都包括）；环境塑造工具包括4项，赋值为0（0项）、0.25（只有1项）、0.5（只有2项）、0.75（只有3项）和1（4项都包括）。（4）社会企业发展的衡量相对复杂，为此，本文设置了2次分层，第1层包括数量和质量指标，第2层的质量指标又分为社会企业财务可持续（内部）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外部）。相应地，社会企业发展的指标可以赋值为0（政策没有产生预期效果）、0.33（社会企业数量增加）、0.67（社会企业实现财务可持续）和1（社会问题的解决）。在所有出台促进社会企业发展政策的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实现了社会企业的发展目标，占比为28.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策变量的合理选择和组合对于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必要性。根据上述指标赋值，最终获得模糊集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