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不同地理阈值下SDM的溢出效应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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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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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方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由表5的结果可以发现，在考虑地理阈值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边界大概在300公里左右，此时的外溢系数仍显著为负。300公里这一数值较为特殊，与中国大部分城市群的半径距离十分接近，例如京津冀、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的半径距离为306公里、250.5公里和278.5公里，城市群并不是多个城市的简单组合，而是各具特色和优势城市的有机整体。一般而言，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集聚着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跨距离为区域内其他城市提供生产性服务，如京津冀的北京和长三角的上海。由于生产性服务具有产品无形性、不可存储性以及生产消费同时性等特点，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信息完整，“面对面”的交流方式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由于地理距离的天然存在，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呈现衰减特征[27]，加之中国存在的行政划分与市场分割，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远距离服务其他城市企业，减少区域内整体污染排放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在所有地理阈值的估计结果中，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溢出系数均为负，但是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而言，一个城市努力吸收更多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是拥有更多资金进行本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因此带来的环境效应也多发生于本地，对其他城市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结合表4与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设定地理阈值与否，Saggl*FDI的空间外溢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互联互动能够有效推动其他城市的污染减排。对此可能的解释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使其提供更多种类与专业的服务，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相比于其他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的能力更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强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的学习效应与知识效应。由此，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互动性的增强，强化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能力，使其能够为更远距离、更大市场提供服务，提高其他城市的整体生产效率，进而减少区域的污染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