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牧民参与草场生态保护的意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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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社会信任与牧民草场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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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下同；a表示各指标参照组

表2中模型2、模型4和模型6显示，保障感知和社会信任对牧民草场生态保护参与意愿的影响显著。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和社会保险感知、社会照顾感知显著正向影响牧民参与减少牲畜、草场流转的意愿，但对延长圈养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就牧民参与减少牲畜的意愿而言，社会保险感知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制度信任、人际信任、社会照顾感知的影响。减少牲畜可以理解为收入的降低，但是国家2011年和2016年不断提高生态补偿弥补牧民减少牲畜的损失，同时农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和养老保险补助提高了牧民社会保障感知水平，对提高牧民减少牲畜、流转草场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作用。牧民对亲人、邻居和朋友的人际信任和对村干部、政策的制度信任的提升，提高了牧民参与生态保护的意愿，与何可、蔡起华等关于农牧民参与社区治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结论一致。调研统计显示，牧民对亲人、邻居、朋友有很高的信任水平，是草场转出首选对象，也是外村非少数民族牧民很难转入草场的原因之一。近年来牧民收入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不断完善，尤其是生态奖补标准的提高使得牧民社会保障感知水平不断提升，降低了牧民参与生态保护可能面临的生计风险，对牧民减少牲畜、流转草场的意愿有积极作用。模型6显示社会保险感知、社会照顾感知对牧民参与延长圈养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制度信任有正向显著影响，人际信任的影响不显著。如上文所述，牧民获得生态补贴收入的不断增加和社会保障的完善，牧民对草场的生计依赖呈现不同程度弱化，使得通过增加圈养时间发展畜牧、增加收入成为非必要手段，外加投入成本较大导致牧民参与延长圈养的意愿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