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金融排斥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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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排斥影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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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5展示了金融排斥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而这种对市民化的影响主要是从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农民工经济状况、社会接纳能力和农民工心理认知的角度，探究金融排斥带来影响的Probit回归结果。考虑农民工金融排斥与市民化的内生性影响，参照尹志超（2016）、孙武军（2018）方法选取工具变量，运用Ivprobit模型进行两阶段估计。通过数据分析显示，表6中（2）、（4）、（6）、（8）列的边际系数通过wald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金融排斥与农民工市民化存在内生性。估计中的F检验值显示为114.57，大于经验值，而选取的工具变量的t值为27.96。以上数据充分显示医疗保险作为金融排斥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该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对于表6中第（2）列金融排斥系数的估计值为-0.195，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因而金融排斥会延缓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加剧贫困阶层的贫穷，这与Kempson et al.（2005）的观点一致，金融排斥给贫困阶层带来了贫困陷阱。第（4）列的金融排斥估计系数为-0.8735，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由该结果可以得出金融排斥会影响农民工的基本素质。这与刘平林、张春泥（2007）的观点相一致，金融排斥直接影响迁移的人力资本，因而对农民工的工资产生影响，不利于市民化过程。第（6）列的金融排斥估计系数为-0.6875，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该结果表明金融排斥会给居民收入带来影响，这与Simpon和Buckland（2009）观点相一致，金融排斥与个体收入的高低负相关。第（8）列的数据表明金融排斥会给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带来负影响。金融排斥导致居民的社会保障以及子女入学受到影响，限制了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李涛等（2010）提出要实现居民社会福利的提高，需要解决金融排斥问题，这与本文得出的观点一致。而对于农民工心理认知的结果也是显著的，这与王生云（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