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数字贸易规制的风险源类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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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的“风险二重性”与规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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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中国应对规制措施违规风险及争端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事前自我合规的纠正机制。例如，入世以来，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多件，覆盖贸易和投资等各领域。[64]特别是，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在拟定贸易政策的过程中，对照WTO协定及入世承诺进行合规性评估。[65]2016年以来，国务院开始实施完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试点，建立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增强公共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66]这些合规性机制有效地防范了违规风险的发生。二是在争端中，援引例外规则进行抗辩。具体表现为援引GATT第20条款（一般例外）、第21条（安全例外）和GATS第14条（一般例外）等，但WTO裁决先例表明，如果存在更小程度限制贸易的替代措施，则被诉措施难以满足“必要性”要求，抗辩往往难以被采纳。[67]从中国数字产业发展的角度而言，过早地卷入争端并无益处，应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风险，确保国内数字贸易规制措施的国际合法性。因此，基于当前数字产业的重要性和数字贸易规制措施的差异化，还需要借助其他途径防范规制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