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中国133位垂范当代社科学者的社会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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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贵子:高等教育中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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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资料来源于高增德、丁东编著的《世纪学人自述1-6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2.查阅了200位学人生平，统计分析133位明确提及出身或父亲职业的学人，其他学人因相关信息模糊，故不统计；3.“父亲职业”的分类较为笼统，仅以明确的职业关键词做统计，排除了模糊信息

经历了晚清激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动荡，民国时期是传统社会大变革的阶段，社会分化与阶层流动加剧。大量破产农民流向城市，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官僚、地主等部分传统富有阶层开始投资工商业，成为新兴工商资本家；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随着新式学校的兴起而出现。[27]即便如此，寒门仍难出贵子。周荣德对一个社区中地方精英———士绅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社会的实际基础具有松散性而且不是固定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障碍是可以逾越的。在科举被废除后，国家官吏一般来自近代学校的毕业生，这意味着科举后时代的学校教育是社会晋升的新阶梯，受教育情况成为区别阶层和特权的标志。[28]如科举一样，具有促进社会流动功能的近代新式教育被社会上层迅速垄断；被贵族化了的新式教育成为各社会阶层间相互排斥，进而维持集团身份与再生产地位的工具。汪一驹在《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华中地区有良田30亩的农家才能供两个子弟上小学，而若供一个子弟上初中则必须拥有良田200亩以上[29]；时任校长竺可桢在《浙江大学设置公费生》一文中也认为，“今日高等教育，几乎为中等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难，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敷应用”。[30]在适龄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工农子女难以获得大学教育，大学生源集中来源于社会中上层家庭。据统计，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的家庭职业属于商界、学界、政界、实业界、医学界、司法界、军界和警界的占近七成，农业界占不到三成。[31]此外，笔者对我国生于1888-1936年间学术上垂范当代的133名社科学者的出身进行了分析（见表1），发现出身于军政官员、商人、实业家、教师、医生、各类职员等家庭的学人占绝大多数，出身于各类工匠、中农、贫农和雇农的学人仅占少数；祖父和父亲有科举功名的家庭、地主家庭、知识分子家庭更有利于学人的成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