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控制变量定义及其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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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盈余操纵、风险投资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基于三方博弈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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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首先，从薪酬契约假设的角度考虑，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了降低委托代理的成本，公司股东和经理人签订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薪酬契约(Jensen和Meckling，1976）。为了获得更好的薪酬待遇，经理人存在操控企业会计信息调整盈余的动机，公司经营业绩的差异性势必会对公司盈余管理造成影响。Morsfield和Tan(2006）的研究指出，在公司的成长性阶段，公司管理者和控股股东可能会采取一定策略来减少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以便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收益。基于薪酬契约假设的控制变量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OWTH）、销售现金比率（PERFORMR）和资产回报率（ROA）。其次，从债务契约假设的角度考虑，债权人出借资金获得相对固定的利息回报，公司取得资金只有投资于回报率比利率更高的项目才能有利可图，但也伴随着更高的风险，为了限制或者降低股东的高风险行为，从而降低债权人收回到期本息的不确定性，债权人在出借资金时，往往与公司签订一些附加的债务契约，如果契约被违背，债权人可以实施加息或者提前收回本金的惩罚，这些契约条款多数与公司的经营盈利相挂钩，以此为债权人揭示风险。因此，当契约条款临近违约边缘，公司经理人存在调整盈余的动机。Roychowdhury(2006）发现美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与真实盈余管理正相关。但是，公司负债比率越高，也意味着债权人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关注度更高，出于对这种关注的忌惮，公司经理也可能降低其盈余管理。从债务契约假设角度，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为资产负债率。再者，从政治成本假设的角度考虑，公司利润通常是监管机构进行市场垄断调查的关键变量，为了回避反垄断惩罚，企业存在调整盈余的动机。政治成本假设的研究通常将该动机与企业规模联系，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受到监管机构和公众关注，调减盈余的动机越大。因此从政治成本假设的角度，本文选择控制变量为公司规模（SIZE）。最后，从外部监督的角度看，较多研究指出，如果外部审计机构不能识别或者防止会计错报失真的话，将会严重损害其声誉（Morsfield和Tan，2006；Gioielli和Carvalho等，2013）。主承销商在确保财务报告信息真实的基础上，出发点和审计师是一致的。因此，享有高声誉的审计机构和主承销商具有强烈的动机来监督其审计或者承销的公司，抑制其盈余管理行为。从这个角度考虑，本文选择审计机构（AUDITOR）和主承销商声誉（UNDERWRITER）为控制变量。审计机构声誉的计算，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年度《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的排名次序，排名前十的取1，其他取0。主承销商声誉的计算，采用Carter和Manaster(1990）的C-M综合指数算法，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2002—2016年度证券公司数据计算综合排名。排名前十的取1，其他取0。本文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