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地随族迁”所致地名重名现象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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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异地同名”现象与地名流动的初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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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商周族群迁徙与地名流动的关系极为密切，国族的移徙经常伴随有原居地名的“复制”和“移植”，这样就通过同一地名在不同地点之间的有序播迁，最终产生若干成组的“异地同名”现象。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国族名号与其所居地名每每相互统一：一方面，封建制度下的“赐土”与“命氏”，实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各级贵族受封土地后方可另立宗氏，也即“胙之土而命之氏”（11），故有大批封国和封建主家族的名号来源于地名；另一方面，按照孔子的说法，命名客观事物应当遵循“名从主人”（12）的原则，地名恐怕也无由例外。诚然，先秦秦汉时期的相当一部分地名，确实是由早先的国族名号转化而来的。如《国语·齐语》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韦昭注：“二国，山戎之与也。令支，今为县，属辽西，孤竹之城存焉。”（1）《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令支县境内有所谓“孤竹城”，从字面推测，该地得名应与先秦孤竹部族的活动地域有关。1973年，辽宁喀左县北洞村窖藏发现带有“孤竹”族铭的商末周初青铜器，则为上述联系提供了重要佐证（2）。总之，就“异地同名”现象的诸多成因而言，“地随族迁”这一机制的具体运行，是以当时政治组织、血缘集团与地理实体三者名号的合一性作为基础的，所以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土壤，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性，同时也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尽管前揭国族迁徙的客观情形不尽一致，但结果都导致了有关地名的空间流动，其迁播轨迹在地理空间上总体呈现复杂交错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