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抗战时期官营国防电影在南洋的发行方式统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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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话语与商业运作:抗战时期国防电影在南洋的传播研究(1937—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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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南洋的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很多民营电影公司与戏院都有固定的合作，这对于在南洋没有发行根基的官营电影机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一些华人戏院会联系官营电影机构直接购买版权在南洋发行，政治团体的协助也是官营电影机构的一个重要发行渠道，并且也是以购买版权的方式为主。（见表2）由南洋英、荷、暹各属新闻记者组成的“华侨战地记者通信团”在服务于抗战前线之时，由团长曾圣提“向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请得该部中国电影制片厂有关抗战建国名片，〇之购运南来，宣传筹赈，该团此举既蒙我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将军之嘉许，并发给第二三五号证明文件，该团并与本月首与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主席陈嘉庚接洽，承蒙陈主席接洽，并为嘉奖，华记办事处主任陈可美近将该团购运名片南来，宣传筹赈各情呈报我国驻新加坡高总领事，高总领事以该团以抗战实录与抗战教育在海外各埠公映，并以收获所得，除开支外，充做赈灾之用”[15]。中华筹赈会的主席陈嘉庚也曾多次写信给“中制”的厂长郑用之交涉购买版权的事宜，中华筹赈会是抗战时期在南洋成立的支持祖国抗战的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侨组织。通过国民党军部的文件与总领事的接洽体现了官营电影作为一种政治媒介的属性。同时，国民党中央政府也积极推进国防影片的对外发行，1940年8月3日，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奉中央政府命携抗战影片南来，在同乐戏院和大光戏院放映，并请中华筹赈会代主席李俊成主持典礼，两晚收入全部充赈医药。[16]作为南洋最大的筹赈组织，中华筹赈会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