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表2 各变量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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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异质性与企业决策:文化视角下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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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的CGSS得分最低，说明上述地区性别歧视程度较弱。这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三地大部分受访者都不赞同“当经济不景气时应该优先解雇女员工”这一观点。甘肃、内蒙古两个西部省份主成分得分也较低，而两地受访者均认为男性和女性应当分担家务劳动。主成分得分最高的是辽宁省。大量受访者认为女性“嫁得好比干得好”更重要，同时也对女性存在就业歧视。排名前十的省份中有4个西部省份、6个东部省份，这与赵向阳等人（2015）的数据结果基本吻合。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西部地区人口迁移频繁，属于弱宗族文化区域，因此没有拘泥于传统性别认知观念。《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1995~2005）也指出四川的男性在子女教育和家庭劳务方面承担了较多的责任；而“惧内”也是四川男性的标志性特征之一（8）。沿海省份中福建得分较高，说明可能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2010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新生儿性别比为118，而福建为125，这无疑增加了家庭抚养女孩的负担。由此可见，广东、福建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重男轻女传统。GII指数方面，天津、上海、北京、江苏得分较低，说明性别平等制度环境较为优越。GII指数与经济发展程度大致匹配，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故GII指数得分也普遍较低。性别平等排前10名的地区仅有河北和辽宁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达省份，而排后10名的均属于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性别平等的重要因素。女性教育水平以及劳动参与比例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大幅提升（Jayachandran，2015）。Chen等（2013）也发现中国的外资企业与出口型企业比本地的非出口型企业更愿意雇佣女性劳工；因此，经济全球化参与程度也与女性职场地位有关。总体而言，GII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度较大，承载了较多性别平等在制度环境的信息；而CGSS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关联度不强，主要承载了性别平等在文化环境的信息。附表2中显示两种指数相关系数为0.55，说明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综合使用两种性别平等计算方法能够得出更稳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