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沿线各国与沿线国家整体双边贸易周期协同性程度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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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周期的动态变迁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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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货币区理论以及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强调，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是构建货币联盟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前提，区域经济周期协同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紧密联系，区域经济波动的异步性可能会使同种宏观调控政策形成不同的区域效应，导致宏观政策有效性降低以及区域差距扩大（张可云、张文彬，2009）。同理，区域贸易协同也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必要前提。区域共同冲击以及区域异质性冲击通常是国际贸易周期协同或异步的传导因素，并经由专业化分工、金融联系以及贸易强度等渠道进行传导。专业化分工程度通常与国际贸易周期协同正向关联，这是因为，具有相似产业结构的两国面对同种冲击的反应较为一致。然而，金融联系以及贸易强度的协同效应尚存较大争议。金融联系的协同效应方向取决于金融一体化的类型，各国间的资本一体化通过“财富效应”抑制国际贸易协同，而信贷一体化则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推动国际贸易协同。贸易强度的协同效应方向受制于各国的商品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商品替代弹性较大不利于各国间的贸易协同，产业内垂直贸易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协同，而产业间水平贸易则会阻碍国际贸易协同。近年来，国际分工模式逐渐由水平型向垂直型转变，这与突变点后沿线各国双边贸易周期的趋同特征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国际大型事件对沿线各国的冲击程度不尽相同，在突变点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3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国际贸易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沿线各国双边贸易周期的同步性相对较弱，而在突变点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更加强烈的冲击，国际贸易的“增速放缓”“波动减弱”的趋势较为明显，继而沿线各国双边贸易周期的协同性相对较强。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稳步落实的背景下，自由贸易区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性，借助专业化分工、金融联系以及贸易强度等渠道推动中国与沿线各国双边贸易周期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