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LS3线明代移民聚居点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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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长宁——肥东县南部明初移民村落的空间规划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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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Q代表根据分布规律应该存在，但现状暂缺的聚落

这样一种包含了对城镇、村落的综合考量，又融合了水利工程建设和道路系统的乡村空间格局，无疑是中国古代国家主导下的乡村规划的珍贵样本。这一建筑遗产，除了和今天较为类似的资源性的建设动机之外，元末明初的社会环境才是这一规划实施的主要动因。严格来说，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控制手法，古代社会的乡村规划行为不可避免地和政府对农业社会的管理行为直接挂钩，并与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密切相关。这一调度能力所转化成的空间建造思想——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慢慢开始强化的城乡规划的意识与实践，在城市建设领域从汉代至唐代走向顶峰，在唐宋之际趋向于衰退。最终伴随里坊制的崩溃，城市街巷空间也相应地走向自由形态。这一从控制走向非控制的发展过程在乡村聚落群体之中，应该是大体同样存在的。只是到了元明鼎革时期，无论是城市空间还是建筑空间，其控制性色彩似乎都出现了明显的加强。梁思成注意到了这一时期的大木建筑风格从宋元以来的灵活优雅过渡到僵化呆板的现象，虽然未解释其成因，但形容“这种转变来的很突然，仿佛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突然改变了匠师们的头脑”[4]。近年来，历史学界也开始注意到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真实存在，意识到传统的历史叙事之外，明政府的本质，是朱元璋在吸收元代兴亡经验基础上，对强大的社会控制与资源管理体系的再建构。就这一点而言，明初的大移民本身也很能说明问题。在苏中和苏北地区流行将“移民”称为“洪武赶散”，透露出大移民是通过“赶”的行为将原有社会组织强制“散开”的真实意图。在长乐、长宁地区，更多的社会记忆透露出迁移过程中，原有社会组织被刻意分隔、打散的历史事实。典型的例子如长宁镇丁家桥村，祖先名丁华六，原有兄弟五人，居住在无为之开城桥，因不愿被分离，折梅祈祷，得名五果丁：“因矢志同居，恐其弗信，乃折梅五枝，插地以誓曰：一有异心，梅必枯死。已而五枝皆生，且成实焉。兄弟感泣（2）。”长宁镇山口凌村，始祖名凌载一，来自皖南。据说原有兄弟三人，迁移中被强制拆离。三人临行前将一块刻有鳌鱼的木板一劈为三，各持一块，以为日后相认凭证。长宁镇的刘氏家族，始祖迁出时有兄弟三人，名刘寿一、刘寿二、刘寿三，现村址虽然都在巢湖北岸，却分处黄麓、长临河两镇，三村呈三角形分布。这种刻意拆散亲族，使个体移民被“原子化”，从而使其被完全控制的社会控制行为，作为长乐、长宁地区乡村规划的前置条件，构成了本地区移民村落分布中十分有趣的“监控”与“穿插”现象：在对LS1和LS2上的聚落进行文献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区域三聚落线上的移民村落，其始祖的起源和相邻两个村落存在相区别的现象，即如果一个村落的始祖来自江西，那么它相邻的两个村落始祖就来自皖南；如果始祖来自皖南，那么其相邻村落就来自江西。换言之，区域三的移民村落，是按照“皖南-江西-皖南-江西”的模式彼此穿插分布的（表1，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