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上海农村从业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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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野下上海近代以来农耕文化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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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国家统计制度规定，表中2012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中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从业人员，从2013年起，农林牧渔服务业从业人员从第一产业中划出，归入第三产业。数据来源:《上海农村统计年鉴2017》

应该说，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城市的强大活力，对于提高上海农民的生活水平来说是卓有成效的，但对传统农耕文化来说，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首先，从外部的建筑和村落布局来说，随着上海中心城区以及其他副中心新城外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商品房制度的实施，城市化进程骤然加快，传统的乡村房屋、农田、河浜、堤岸、道路、庙宇、祠堂的格局被严重破坏乃至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新式居民小区、一幢幢高楼大厦；只有在城市触角一时难以企及的远郊地区，尚能保留部分传统江南民居和农村格局。农耕文化由此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物理载体和空间布局。其次，从农村人口状况来说，城市化的推进对农村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镇，或者通过动拆迁和城市中购房转变为城市居民，村庄以及农村人口数量逐年减少，传统农耕文化时代的“熟人社会”走向瓦解。以2012—2016年为例，上海村委会个数就从1 610个降为1 582个，村民小组数由23 686个降为23 339个，农村户数由112.08万户降为99.13万户，乡村人口数由289.70万人降为256.67万人（表2）。而从生产生活方式上来看，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比例较低且越来越少，第二和第三产业成为农村从业人员的主阵地（表3）。即使有很多非沪籍人口的补充，他们也只是临时的租客和寄居者，上海当前的户籍政策以及农村土地制度决定了他们与原住民之间往往仅是经济联系，而缺乏彼此的社会交往和文化联系。这样，上海农耕文化在失去了存在的物理空间的同时，又渐渐失去了“人”这一最核心的要素。这也就导致了如下一种状况的出现:历经城市化、工业化洗礼后的上海农村，多数人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上已逐渐“去农村化”而与城市融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