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GLA-CHI的环境成本测算关系表 (据参考文献[11]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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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网络碳排放模型及外部性要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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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英国伦敦希思罗（London Heathrow Airport，LHR）—美国圣地亚哥（San Diego International Airport，SAN）、德国汉堡（Hamburg Airport，HAM）—日本成田（Tokyo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NRT）、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 International Airport，GLA）—美国达拉斯

灵敏度分析方法（Sensitivity Analysis）在有机组合若干主要影响要素的基础上，搭建了环境成本测算关系表，能有效评估指定航线碳排放不同影响要素的环境损害程度。Lu等[21]针对发动机排放的所有污染物的环境损害，选取格拉斯哥（Glasgow International Airport，GLA）—芝加哥（Chicage O 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CHI）航线，采用灵敏度分析评估了城市对的不停飞航线和中心—辐射经停枢纽机场希思罗（London Heathrow Airport，LHR）的停飞航线2类模式下的环境损害。表1显示了该航线两类模式的环境成本测算及其与航班动态变化的关系:假定与机型相关的座位/航班为常数，LTO和扇区巡航阶段CO2环境损害（货币量/人）的指示意义是:因LTO和巡航阶段而显著变化的环境成本可结合航班增减配以机型调整按负载系数测算出来。其研究中还估测，在不经停LHR的城市对航线网络模式下以较大型飞机替代，依据燃油效率相比和乘客平均环境成本相比将保持更大优势。灵敏度分析也证实:飞行操作阶段及其机型选用影响明显。在计算中还引入扇区飞行距离及其相联系的常用巡航高度，因为在较短的扇区飞行距离上常使用较低的巡航高度，爬升起飞阶段（3 000 ft）燃料效率远远小于巡航阶段（30 000 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