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沈从文家书(1966—1976年)收信人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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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与“事功”——沈从文家书（1966—1976）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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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读者对于沈从文的印象，大多停留在《边城》《长河》《湘行散记》等名篇，以及他对于“田园牧歌”的吟唱和“人性小庙”的构建。在主流文艺导向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矛盾中，1949年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沈从文陷入了精神迷乱状态。期间，除了思想调整而创作和发表少量的“应景”诗文外，他多以文物研究和书信写作为日常之要。1966—1976年间，沈从文一家经历多次离别：夫妻二人先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长子沈龙朱留在北京工厂上班，次子沈虎雏夫妇调往四川自贡工作，侄女沈朝慧因“户口”注销被迫流徙。一家人颠沛流离、天各一方，沈从文为此频繁写作家书。笔者根据2009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沈从文全集》22、23、24卷的书信，统计得出：在1966—1976年间由沈从文亲笔所写的家书共计224封，收信人涉及10人，详情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