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的OLS回归模型分析(Ln金额，No.=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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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彩礼源何来: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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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5，**p<0.01，***p<0.001。

控制变量中，在个体特征方面，初婚年龄对婚房费用影响显著，当个体的初婚年龄越晚，其婚房花费更高，总成本更高，这一方面说明个体资本积累更久直接助推了婚姻成本上涨，另一方面也说明婚姻市场中女性对“晚婚”男性提出了更高的经济条件；男性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也与其所支付的婚姻成本呈现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暗示着具有更好的致富能力。同时，婚姻成本随婚姻队列而显著提高。在夫妻相对特征方面，相比于丈夫大于妻子3岁以上的群体，夫妻年龄较接近群体的婚房费用较高，这也许是因为夫妻年龄较接近群体更倾向于男女平权的夫妻关系，丈夫的权力下降，妻子的“要价”上升。当丈夫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妻子时，在婚礼、彩礼与婚房方面的花费显著降低，丈夫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与婚姻成本这一物质资源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替代效应———个体教育程度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能够弥补其他方面的劣势，并保证了男性的就业以及经济收入，从而降低女方对男方支付各类婚姻费用的要求。最后，相比于父亲处于较低的职业阶层，父亲职业阶层处于中层时，其婚房成本显著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