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1800—2016年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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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中人口质量提升与数量增长的再平衡——补偿性增长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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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麦迪逊（2003)[4]，表B14；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WDI。注：1800年和1890年英国数据口径是英格兰和威尔士。

最后，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存在诱致效应的边际递减倾向。作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我们认为各个演化阶段上人均GDP对于人口增长的诱致效应存在递减趋势：即数量型增长的驱动力减弱，迫使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演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人口数量型扩张让位于质量型增长。作为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重要特征，人口质量型增长这一主题的经济含义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涉及“城市化阶段人口补偿性增长”假设。在这里，我们暂就第一个假设提供进一步的数据补充和说明。强调的基本认识是：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人口增长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作为诱致效应边际递减的推动因素存在。如表2所示，除了工业化起飞最早的英国外，老牌发达国家大致在19世纪末期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时期，直至二战后结束，逐渐趋于城市化率“S型”曲线的顶端，1960—1970年代之后进入高城市化率的成熟期。沿着这条城市化率“S型”曲线，人口增长的格局如下：（1）在19世纪早期阶段，欧洲发达国家相对较高的人口增长主要是在农村地区，此时城市化率较低，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为人口增长提供了营养改善的条件，而且也提供了广阔的农村就业空间，当这种生存空间受到压迫时，向区域外移民也成为缓解就业和生存压力的重要手段。比较而言，现代经济增长在工业化起飞至成熟过程中，为人口增长提供了较大的诱致效应。（2）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人口增长的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如就业机会、生活成本和消费态度等，其影响逐渐显现。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化时期为生产而生育的观念，被消费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观念替代。尤其是197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步入成熟，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使得养育变成“高档品”，一改工业化之前把孩子视为家庭生产力的观念。此时尽管生活水平和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但是人口增长的抑制因素也同样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