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城市环境对大型企业增长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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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业增长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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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1，**p<0.05，***p<0.01

根据表1，本文假设1得到部分验证，假设2和假设4得到完全验证。较之产业环境，大型企业对城市制度环境更为敏感，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受到不同制度特征的不同影响。具体来说，变量GLOB在国有大型企业子样本中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全样本和非国有大型企业子样本中系数显著为正，变量GOV仅在国有大型企业子样本中系数显著为正。大型企业通常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往往成为政府重点支持的对象。国企作为一种特殊产权载体，尤其容易受到政府庇护和援助，在土地、融资、税收等方面享有更多优惠，形成一定竞争优势，获得超额收益。非国有大型企业虽然未能在政府方面得到明显支持，但紧紧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利用自身优势在全球化大潮中实现快速扩张。变量MAR在国有大型企业子样本中系数显著为正，而在非国有大型企业子样本中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市场化促进国有大型企业增长的同时，抑制了非国有大型企业的增长。尽管对于国企生产率是否优于非国企仍然存在较大争议[39-41]，但学界普遍承认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国企表现大有改善。与此同时，非国有大型企业既要面对由于国企挤入导致的制度红利下降[42]，又要在缺乏政府保护的前提下与中小企业展开激烈竞争，增长步伐有所放缓。地方专业化变量LQ在非国有大型企业子样本中系数显著为负进一步暗示市场竞争可能阻碍非国有大型企业的增长，而国有大型企业则由于政府保护受到市场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变量DIV仅在全样本中系数显著，在两组子样本中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其在全样本中的显著性可能由遗漏产权结构变量导致。因此，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多元化对大型企业增长并无实际作用，这一点与不少关于产业增长和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实证研究结论相一致。演化经济地理学者认为知识溢出并非发生于任意产业之间，而是存在于技术关联的产业之间，相关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技术关联在企业生存、出口表现以及产业增长等方面的促进作用[43-45]。在本文中，技术关联强度变量R在全样本及各组子样本中均不显著，这可能与本文关注对象限于大型企业有关。与城市产业环境变量相反，企业规模变量SIZE在全样本和各组子样本中均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内部规模经济而非集聚外部性是大型企业增长的重要来源。除SIZE外，国有大型企业对其余控制变量均不敏感，形成一个独立于城市环境的发展空间。而非国有大型企业则明显受到多重方面的影响，较高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的交通网络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城市人口密度则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达的城市市场竞争通常较为激烈，非国有大型企业难以形成垄断优势，交通便捷进一步拓展了市场竞争的范围，将远方企业纳入到本地市场竞争中来。城市人口密集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更高的经济活跃度，有助于非国有大型企业的增长。